栏目导航

当前的位置: 主页 > 企业文化 >

《大上海》文稿赏阅(一) 十六铺见证了《上海
发布时间:2021-07-20

  这里叫十六铺,一个在黄浦江上陪伴了上海百年的码头。上海,面向大海,南北海岸线的中点,无数人曾从这里走上码头,融进上海。人们从这里南来北往、漂洋过海。它是终点,也是起点。如今过往的已成历史,十六铺只剩了这个轮渡站。

  自上世纪90年代起,30多年间,黄浦江有了12座大桥、14条隧道,但依然有人愿意坐摆渡船,往来于浦东、浦西间。对一些人来说,坐轮渡是他们最便捷的过江方式。对还有一些人,则是怀旧,因为从轮渡上能感受到当年黄浦江的气息。

  因为,它见证了上海开埠。冒险家们从这里纷至沓来,现代工商业从这里开枝散叶;这里更是这座移民城市中无数人人生的转折点。

  十六铺,它见证了风云际会,时代转捩;海纳百川,文化的潮流,在都市繁华里奔腾;

  它见证了红色的火种在时代夹缝中燎原;见证了这座城市在华夏危亡中的尊严;它见证了百年更迭,人世代谢,时代的新生。

  这座外滩信号塔,不仅早于外滩的高楼,也是太平洋西岸最早的现代气象信号塔,曾经它还是远东第一高塔。这座给海上的轮船指引着上海方向的信号塔,最初叫“郭实猎信号塔”。

  自开埠后,这座城市的街道、建筑,多以洋人名字命名,但郭实猎显然是个中国名字。在英国国家肖像馆,我们竟找到了他的肖像。

  郭实猎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传教士。肖像画于1833年,那一年他30岁。自25岁以后,他一直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一带。他不仅能讲一口中国官话,闽南话、广府话、潮州话和客家话同样应付自如。关于他的名字,按习惯应该翻译为郭士立或郭实礼,这是翻译的问题吗?在香港海事博物馆,我们看见他自己的亲笔签名,就是郭实猎。

  1832年,郭实猎乘坐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勋爵号”沿中国南海岸线一路北上。这是一次“发现上海”的旅程。航行中郭实猎是翻译。他是为了传教,“阿美士德号”则是为了鸦片贸易,并搜集中国沿海城市和港口的情报。

  这个语言的天才,与中国人沟通、搜集情报,颇有功劳。给鸦片商做翻译,似乎有违上帝的教诲;但跟随商船又能到更多的地方传教,而且不菲的酬劳是传教需要的。于是——

  “每次停泊,都会发生戏剧性的一幕:郭实猎在船的一边派发传教单;船的另一边则在卸鸦片”。—— Wolfgang Franke 《中国与西方》1962年

  短短7天,就有400多艘载重量在100吨到400吨之间的帆船,从吴淞口进入上海城东面的码头。——《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书》1833年

  他们还发现,其中一半来自北方,另一半从南面的福建、台湾、广东和暹罗等地而来。

  李天纲:上海它是处于南北运输业的一个中心地带,因为你北船这个沙船要靠上海往北边去,然后南船就是福船,广船,从广州、福建过来,必须在上海停下来,它不能直接往上走。然后你进长江这个里面长江是可以通航的,那这样的这个船只呢也必须用这个上海的沙船去走。所以地理上它有一个运输的这个中心。

  “这是商业中心上海第一次被带入欧洲的视线中,以前对它的些许评价都是不相符的。这个地方拥有极大的对外贸易的优势,更难得的是,它还没有被人发现。”——1833年《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书》

  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英国的一艘战舰。——1833年《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书》

  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前奏。“阿美士德号”获得的第一手情报,后来成为鸦片战争中英军作战计划的依据;而他们对广州以外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的调查,正是《南京条约》选定五口通商的依据。

  史家说,郭实猎发现了一座伟大的城市,并预言了它的未来。这,也许就是当年这座远东第一高塔为什么用郭实猎来命名的原因。但同时不得不说的是,他也是那场大灾难的引火者。

  我们在美国哈佛的燕京图书馆,找到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对传播近代科技文化,它有开创之功。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日本的《海国图志》就大量参考引用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爱汉者”很了解中国人,愚昧、顽固、自大。因为之前中国人太封闭了,他老是觉得中国人很自大,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

  他办这份刊物,为的是让中国了解世界,以传播“福音”。但因为了解中国,他同时作出以下的判断:“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而通过武力,方可达到目的。

  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传教士、一个汉学家、一个语言天才,是上帝的仆人,相信爱能改变一切,却又总是与战争相伴随行;自喻“爱汉者”,却又总能在灾难中看见他的影子。

  相信这就是郭实猎们当年在黄浦江上见到的景象。画作描绘了十九世纪初,上海城东门外万帆林立、商铺云集的盛况。

  戴鞍钢:唐宋以后江南地区就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到明清,得以充分的展现。江南星罗棋布的那些小镇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展现。

  在上海博物馆陈列着一幅同类型的画,但它描绘的是上海的西面,距十六铺50公里的繁华。600年前,那是上海的出海口。

  唐宋以后,地处长江入海口、南北海运的航线中心、背靠长江流域富庶的腹地,上海得天独厚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唐代,华亭县设立,为苏州府属邑,这是上海第一个独立行政建置;元代,华亭县升松江府,黄浦江十六铺,日臻“海舶辐辏”、“蕃商云集”。

  胡晓明:这个江南的水乡,它生机勃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文明的这种温柔敦厚,江浙这一代的这种文化的深厚,读书人的高产,读书人的那种特色,脑子和它的手,这都结合得很好,动脑子的人呢也很厉害,中国第一流的大脑都在这里,动手的人也很厉害,中国人最能吃苦,这个其实学术界公认的。

  戴鞍钢:在探讨上海开埠以后为什么脱颖而出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在注重外来因素刺激的同时,也要挖掘传统的江南文化这种基因对近代上海的一种深刻的源远流长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内在的关联。

  李天纲:江南地区长江三角洲这个地带,我们上海周边这几百个,我们今天称之为古镇的,那就是一镇一品的都有出产的,比如说像金泽镇。金泽镇他在明朝清朝的时候,那个镇上非常神奇的,它一边做丝织机,一边做纺织机。为什么呢?纺织机呢是供给松江的,因为松松江是棉布,是产棉的。一边供给苏州、湖州,丝绸产地。

  到十九世纪初,这片江南的鱼米之乡已处处透露出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期待着一种力量,再用力将它往前推一把。

  但那时,没有人知道,打破它的力量竟然是罪恶的鸦片贸易。可以肯定的是,郭实猎们和鸦片贩子最早闻到了上海与其广袤腹地联系的气息。

  老大帝国已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它依然在顾影自怜。终于,为了鸦片贸易的那场战争,降临了。1842年6月16日,大海的波浪扑向上海,血腥而残酷。

  这是上海吴淞口,一场战争的纪念地。这沧桑斑驳的大炮,见证了177年前的惨烈和屈辱。

  “君不见陈老佛,手执红旗呼战士,以一当十皆奋起,炮声人声震百里,夷人当之皆披靡” ——1842年 陈庆镛 《题陈忠愍公化成遗像》

  一个民族的悲怆,一个文明古国的命运,一个老人不瞑的眼睛凝结在了硝烟中,刻在了历史上。

  正义的一方激于道义的原则,做着殊死抵抗,但却代表着陈腐和落后。而先进的一方,为着贱买贵卖的特权,以最野蛮贪婪的方式轰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这是任何一个天才的诗人也无以想象的历史悲剧。——马克思《鸦片贸易史》1842年

  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了。1842年8月29日,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上海位列其中。

  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巴富尔来了。他是第一个英国驻上海领事。1843年11月17日,由他宣布上海开埠。

  再一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中法签订《黄埔条约》,美法同享英人在华特权,也就是“利益均沾”。

  又隔一年,也就是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巴富尔协定了上海第一个“土地章程”,明确上海县城以北830亩土地,也就是今天的外滩一带,归英国人管理,并划出了路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租界的开始。

  薛理勇: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对上海,其实对整个中国来讲,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珍贵的历史档案。整个上海近代城市的雏形,是根据这个条约来形成的。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外滩的道路的走向,这个条文已经全部给你确定了。

  租界不断扩大。德、俄、意、荷等也来到上海,“利益均沾”,英美租界改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面积最大、历时最久的租界。

  租界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上海从十六铺旁边的一座老城,变成奇特的三界四方、华洋杂处的都市的过程。这是那场战争后的变异。

  珠江边上的十三行,今天依然繁忙。每天进出货物上千吨、人流数十万,是中国服装批发集散地。

  墙上挂着的是当年十三行买办的画像。他们也是商人,只是经营的行当为朝廷特许。画像的原件为油画,由洋画师为他们“私人定制”。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能有一幅自己的肖像油画,既得风气之先,也足见其显赫。

  买办们也紧跟而来。按天朝的规矩,官吏不与“夷蛮”交往,当然也是不屑交往。在清廷官员和洋商之间传话、代办的,就是这些懂英语、懂官场,熟悉“夷务”的买办。

  戴鞍钢:所谓的买办就是跟着外国人做生意的,这个成分还比较多的,比较复杂的,有些是直接跑街的,有的是中介的,有的是翻译,等等。

  “两个洋人用事先准备好的长布条,绑在一个62岁的清朝官员腰间,一寸一寸将他缒了出去,逃离了上海县城。”——姜龙飞 《上海租界》

  今天,即使是上海人,也有很多已不知道上海有城墙了。这印刻了上海465年历史的城墙,如今只剩下这50米长了。洋人救上海道台的离奇一幕,就发生在这段城墙的不远处。

  那是1853年,上海开埠十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活捉上海道台。这个道台就是吴健彰。

  吴健彰,广东香山人,小名“阿爽”,出身寒微,传说卖鸡为生,人称“卖鸡爽”,跟洋人学得一口英语,20岁起在“十三行”学做买办。鸦片战争后,他也到了上海,与英美商人合伙卖鸦片,积累了巨资。以后不断地捐银买官——最终谋得上海道台和江海关监督,面子上是因为他能讲英语、熟悉洋人“夷务”,是个“人才”。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官僚买办”就是这样的从“买办商人”转身而来了。

  当了道台,吴健彰在政界和商界、洋人和清廷之间,闪转腾挪、左右逢源,将买办、商人、官僚三者之特性发挥到了极致。

  其上司向咸丰帝呈递的考语冠冕堂皇:“洞悉夷情,驾驭得体,民夷均为畏服”。

  果然当他被小刀会活捉后,洋人把他救了。救他的是两个美国人,而且美国领事也参与了。难道真是洋人“畏服”他吗?不是的。

  这栋目前外滩建筑群中历史最悠久的老楼,是旗昌洋行旧址。作为鸦片贸易的一个主角,旗昌洋行也是在中国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美国公司。

  吴健彰从十三行始,20年的经营竟做了旗昌的大股东。到上海后他又成了怡和、宝顺洋行鸦片生意的合伙人。这就不难理解,洋人为什么要帮他翻过城墙逃走。没有了他,生意将有大损失。而那段城墙的外面是法租界。

  和吴健彰一起逃走的,还有大量的平民。自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签订后,租界在6、7年里发展都很缓慢。1853年,太平天国打过长江,富庶的江南成了战场,加之小刀会占领上海城,大批逃难民众涌入租界,租界人口从1853年前不到300人,骤增至2万;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平息时,租界人口更创纪录地达到50万人。

  李天纲:上海的形成很关键的一点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契机。太平天国的时候整个江南沦陷的时候,上海保住了。保住了以后,苏州人、镇江人,马相伯镇江的,冯桂芬是苏州的进士,都逃到上海来。

  戴鞍钢:把江南的很多有钱的人,过去我们习惯上说有钱的人,其实有钱的诗其实是有文化的人,对自己是有所追求的人,对国家其实也有些想法的人。这些人因为战争,所以以空前的一种规模聚集到上海。

  当时,小刀会不仅抓了道台还摧毁了海关,吴健彰海关监督的大印也不知去向。这时的“江海关”已是清廷第一大关税来源,年入超过130万两白银。

  逃到租界的吴健彰谋划着如何靠洋人夺回他失去的东西,英美法三国领事则借机谋求更多的特权。

  戴鞍钢:代行管理海关,也就是说清政府现在已经垮掉了,海关已经失去控制,但是呢,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不愿意看到没有海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海关的一个上海是灾难性的,整个市场会崩溃的,他们只能逞一时之力,钻一时的空子,但是呢,从长远来讲他们得不偿失。所以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人在上海要强调一个法治的环境,而且他们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很多的中国人都把资金投入到上海,甚至移居上海。

  1854年6月有了交涉的结果,由英美法各派一人担任税务司,共同管理海关,这就是江海关关税管理委员会。洋人由此掌管中国海关半个多世纪。令人痛思的是,洋人掌控的中国海关竟是清政府中最清廉的衙门。

  紧接着,吴健彰与英美法3国又签订了深刻影响上海历史的新《上海土地章程》,租界从此有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工部局,治安机构——巡捕房,军事机构——万国商团,特殊司法机构——会审公廨,租界的性质从单一的外国人居住地,变成了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之地。

  薛理勇:1845年的章程它主要是为了解决侨民在上海建立一个居留区而建立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来讲它不是租界,它是Settlement,是侨民居留地;1854年那个章程签订以后,实际上外国人在居留地的权利逐渐膨胀,我们把1854年的章程可以定为原来的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张济顺:1854年第二次土地章程打破了这个华洋分居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华洋开始,华人只许住在城里,不许到租界里来。洋人同样的你也不许到城里去,但是1854年就完全打破了,完全是华洋杂居。

  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上海开埠;1845年的“土地章程”画出了洋人的居住地;而1854年的新“土地章程”则让中国从此有了租界。一群逐利者的交易就这样写下了一座城市的轨迹。

  但在上海开埠后的八十多年里,租界的管理机构,无论是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还是法租界的公董局,始终没有华人的一席之地。

  戴鞍钢:租界是强权政治的产物,从英国来讲租界其实是它政治的飞地,它的政府尽管不是英国政府任命的,但是租界当局和英国驻华领事当然有密切的联系,这是第一。第二呢,所谓的侨民的自治团体,中国政府也是不能干预的,所以他们自行其是,我们称之为“国中之国”。

  虽然吴健彰很快因擅自签订丧权辱国协议被清廷革职,这时他的通晓英语、善与洋人交际等也都成了罪状,但“国中之国”的租界已改变不了了。

  无论是买办商人,还是买办官僚,都是那个时代的风流之辈,但他们是如何产生又是怎样光鲜风流起来的,也许这才是历史的内涵。

  当年小刀会捉了吴健彰,占领老城厢两年之久,两万清军层层包围也奈何不得。这背后是有洋人的暗中接济。直到吴健彰签署了《江海关组织协定》和新《上海土地章程》,才算断绝了给小刀会的给养。 待一切条件满足了,出兵协助清军剿灭“匪乱”。

  这其中就有“洋枪队”。“洋枪队”是当年上海人的俗称,正式的叫法就是“万国商团”,这是一支由租界里的洋人组成的准军事组织。

  李天纲:租界自己的民兵,清朝已经无法维护它自身的安全。所以八旗之外它必须允许大家来搞自我防卫,那就民团,上海租界里面的这些民兵部队,也就是我们讲的上海商团,法国商团英国商团爱尔兰商团,他们都组织起来,就是民兵嘛,洋枪队呀。

  1860年,又出现了一支“华尔洋枪队”,是由兵痞、逃犯和水手组成的雇佣军。

  老话说:“先有松江府,再有上海城”。这个从十六铺上岸的冒险者,好像是因循了这句老话,没有留在上海城或租界,而是跑到离上海老城40公里的松江。以松江为基地,重金招募雇佣兵。那时只要在外滩贴一张海报,就有冒险家成群结队而来。他们是水手、逃兵和,“品质低劣, 准备干任何冒险勾当”。短短的3年,竟让华尔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冒险者。

  华尔出生在极具冒险基因的“航海世家”。11岁驾 “单桅帆船”,16岁辍学当了水手,随商船四处漂流,就来过中国。19岁时,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在通往西部的路上以及加州的群山中留下了无数冒险者的亡灵,但他还是去了;两年后他成为墨西哥湾的海盗。1860年4月华尔又来到中国,上海周边正处于清军和太平军的热战中。

  1862年9月,在宁波慈溪与太平军的一战中华尔重伤身亡。吊诡的是,击倒他的竟是太平军中的洋鬼子。同年冬天吴健彰的继任者为他在松江建了一座祠堂。正中高悬的匾额上四个大字,“同仇敌忾”。华尔的祠堂早已荡然无存。但同样吊诡的是,祠堂也是被入侵者炸毁的,那是在中国人一场更大的灾难——日本侵华战争中。

  徐家汇,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上海的地方。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是当时教会收藏中西书籍之地;现隶属上海图书馆,收藏1949年之前的外文书籍。

  这本华尔的传记,它起了个名字叫《一个美国人冒险家》,YanKee是美国人的一个别称,点出了华尔他的一个国籍和他的一个身份,一位来自美国的冒险家。

  传说中国有很好的军事服务机会, 有很多财产可以任意劫掠,而且,也许甚至有一个帝国可以攫在手中。这就是引诱华尔到中国去的幻想。

  另一个细节是,华尔最初来中国是想参加太平军的。不过,当华尔发现太平军中并不缺乏洋人,清廷却迫切地需要外援,他改变了主意,因为奇货可居。

  “马尼拉兵(华尔洋枪队) 仍在松江附近从事劫掠, 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和这些人算总账”。

  这是一张代表租界英国商人利益的英文报纸。在这张报纸上,形容华尔最多的词汇是“暴行”、“残杀”、“掠夺”、“臭名昭著”。事实上,华尔短短3年在华的“事迹”一直遭到中外史家的垢病,但在当时,华尔的“英名”却引来了更多冒险家到上海跃跃欲试的野心。

  到1880年,这片开埠前的滩涂,已有相当的规模,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淘金者。黄浦江上每天有近300艘外轮停泊。那时外滩就是个大码头,与十六铺相连。商贾、水手、传教士、外交官,还有罪犯和投机者在此上上下下,来来往往。

  开埠十年后,最迟至1853年,上海取代了广州;到1864年,上海进出口占到全国的五成以上;出口多为茶叶和丝绸,进口纺织品和杂货,但最多的还是鸦片。

  在1850年前,松江府很少能看见鸦片吸食者。三四十年间,市镇烟馆,少则十余,“多则竟至百余处”。巨量的鸦片已入中华之肌肤,“吸食者不特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

  虽小小村镇,必有烟室,其中三五成群,所讲无一正经话。伤财费事,民生日形憔悴。——青浦《盘龙镇志》清光绪

  以往招待客人,“不过水、旱二烟,今则家喻户晓,戚友盘桓,倘无鸦片,以为简慢。”——金山《重辑张堰志》1920年

  和平饭店闻名遐迩。它建成于1929年。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它过去叫“沙逊大厦”;更少人知道的是,沙逊是当年上海滩最著名的鸦片贩子。

  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世居中东巴格达的犹太人。1832年大卫·沙逊到印度孟买,办沙逊洋行。派了他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到远东开拓市场。上海开埠后,他们马上设立上海分行。

  1851年《北华捷报》的资料显示,刚创办6年的沙逊洋行,仅有2艘装载鸦片的船进港,空船驶离;而老牌的怡和洋行有18艘鸦片船进港;6船金银、8船茶丝、2船杂货等,共28艘船出港。

  “1871年初,沙逊集团已被公认是印度和中国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人,他们是各类鸦片总数百分之七十的拥有者和控制者。”——《晚清西方企业,1842-1895怡和洋行调查》 1968年

  这时,父亲大卫·沙逊已离世,长子阿尔伯特继承老沙逊洋行,次子伊利亚斯创立新沙逊洋行。1880年的这张外滩全景图上,这两对一模一样的建筑,就是两兄弟共同角逐上海滩的两个沙逊洋行。但这时,外滩上洋商们的敛财策略也发生了巨变。

  1877年10月13日,新沙逊以8万两白银的价格,收购了原美商琼记洋行的这块土地。当半个世纪后建造沙逊大厦时,这块土地的价格已经翻了20多倍,价值白银170万两。

  看上去似乎是伊利亚斯的随意之笔,却标志着新沙逊洋行在鸦片之外找到了一个新的暴利空间,从此开始涉足不动产投资。

  沙逊大厦向北,仅仅相隔一栋建筑,现在的工商银行大楼,百年前正属于新沙逊同父的兄弟,老沙逊洋行。

  哈同这个名字,今天仍然时常在上海人的口中听到,而说得最多的就是“哈同花园”。作为上海地标性建筑群的上海展览中心,早年就是“哈同花园”的旧址。

  和沙逊一样,他也是中东的犹太人,也是移民印度后加入英国籍的。所以他的英语一生都带着浓重的阿拉伯口音。哈同出身贫寒,从小靠着沙逊慈善读了点书,后来又进了沙逊洋行,从看门做起,因精明过人被派往上海。

  但哈同一举成名,是在他到上海十多年后。1883年,法国为扩大在越南的殖民地进而进入中国云南,挑起了中法战争。最初的几仗如马尾海战等,清军失利。但1885年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这关键性的一仗使法军陷入困境。这是清军自1840年后少有的胜仗。

  于是,租界里的洋人一时间人心惶惶,担心租界被收回,大量抛售不动产。地价由此暴跌。连老沙逊洋行也准备走人了。这时,只有哈同一人力主逆流而动,为东家大肆置地建屋。理由是清廷与外国人打仗,是没有例外的,他们只想求和求太平。

  果然清政府“不败而败”,主动妥协,与法国签订《中法条约》。《点石斋画报》画下这让中国人悲愤的一幕。

  但哈同押对了赌注。租界的地产价格随之飙升,老沙逊洋行上下“莫不服先生之见”,它净赚了500多万两。

  这是一笔巨额的快钱,转手之间的利润,竟超过了沙逊5年贩卖鸦片的收益,但哈同只分得1000两银子回报。他自然嫌少,开始寻求自己的发财机会。

  一天,有人预言这里将成为上海最繁华的中心,结果所有的人都嗤之以鼻。但它后来就是成了寸金之地——中国最有名的商业街。第一家大百货公司、第一部电梯、第一个真人的时装模特、第一场时装秀都诞生在这条街上。

  “居虹口、南市之中,西接静安,东达黄浦,揽其形胜,实为全市枢纽,其繁盛必为沪滨之冠。” 1880年代哈同发出这段宏论时,没有人相信,只有哈同从1880年代末开始收购南京路周边的土地,当时地价每亩只有白银二十两。十多年后,南京路的两侧竟有44%的土地被哈同一人收入囊中。

  1906年,哈同自立门户已5年。他宣布斥资六十万两白银,从印度进口400万块硬质铁藜木铺设南京路。他雇了120名筑路工,用了两个半月,结果南京路成了远东最平整、最豪华、最方便的现代马路,不仅轰动全国,而且地价飞涨。时人戏称:“北京的蓬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的红木铺马路。”

  完成南京路的转型后,哈同就开始出租两边的土地。他规定南京路沿线只能建造高质量的高楼大厦,甚至限定了楼层和造价。果然不出哈同所料,南京路很快聚集起永安、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南京路变成了上海城市的中心。

  戴鞍钢: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慢慢地随着上海的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么外环境的变化,大量的人进入了上海,自然对居住、对交通、对商业的需求非常的明显,所以他所预期的上海的经济潜力慢慢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仅仅20年,预言实现了,哈同获得巨大回报。他从刚到上海兜里只有6块银元的“洋装瘪三”一下被誉为“远东首富”。

  李天纲:他们赚的是华人的钱。比如说在南京路上啊四大公司要起来了,这个这个侨商啊广东的侨商粤商,他们要做永安公司、先施公司、这个大新、新新,他们的地都是要去问哈同租,租了以后要盖房子,该买的房子都造得很漂亮。但是他只有20年的产权,20年以后,这个连房子带土地要重新都要还给哈同。所以20世纪的上海城市10年代20年代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哈同这批房地产商的这种暴富。

  他的钱是哪来的呢?和很多的冒险家一样,哈同的钱主要还是从贩卖鸦片中攫取的。

  中法战争后的那次投机为沙逊赢得了巨额暴利。但创意、执行的哈同只得了不多的银两。大概是沙逊知道他不会满意,也可能因为哈同是赚钱的机器,反正在1885年沙逊与他的伙计合作开了一家“洋药公所”,一起卖鸦片。此后20年里,他们共卖出了40多万箱鸦片,哈同和东家各分一半。到了20世纪哈同自己单干,更是了不得。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十年禁绝鸦片”诏书,鸦片商纷纷抛售,价格急剧下跌。但这个冒险家却反向而行,不仅将自己1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还低价购入。研究表明哈同囤积的鸦片有五吨之多。后来正如他预料的,在列强的干扰下,禁烟不了了之,结果奇货可居,鸦片价格在几天里飚升30%。哈同再一次赢了。有鸦片的陪伴,精明的哈同终于成了“远东最大地产商”。

  哈同之后,沙逊家族也成了地产大亨。从大卫·沙逊到中国算起,到1921年沙逊家族已到了第四代。维克多·沙逊是老沙逊的曾孙。他在这一年将新沙逊洋行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

  这个沙逊是一个航空爱好者,在“一战”中参加英国空军,右腿负伤成了跛脚。但在生意场上他还是像空中作战一样迅猛果断。现在上海人口中常说的沙逊,就是指这个“跛脚沙逊”。

  1929年,他耗资300万在外滩南京路口建造77米高的“远东第一楼”。沙逊大厦落成时,引来人们的惊叹——“如同身处世界中心”。这个沙逊家族的新掌门人维克多·沙逊相信,只有这样的建筑,才能匹配上海的绝世风华。

  于是,它成了当年“东方最奢华”的华懋饭店,1949年后这是驰名中外的和平饭店。在很长的时间里它被视为“大上海的客厅”:这里住过上百位各国政要和文化名流;抗战胜利后,15万淞沪日军受降仪式在这里举行;1964年,周恩来在这里会见法国总理,揭开新中国外交新篇章;1998年,汪辜会谈在这里载入史册……

  无论历史的信息怎样隐秘,它被封存了多久,绵延近一个世纪的鸦片贸易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创伤和悲惨,和平饭店乃至整个外滩就是我们最好的凭吊处。

  没有鸦片贸易就没有沙逊们的显赫。但冒险家们再富有也不会主动放下鸦片买卖。1920年代,鸦片贸易才被全面禁止。但这时沙逊们的腰包早已装满,他们以更大的规模投资地产。

  1921年跛脚沙逊到上海之初,新沙逊洋行所掌控的地产。最初买进的地产总价共98万两,这时的总估价已经高达1329万两,翻了13倍。

  此后,跛脚沙逊十几年间拥有了大小建筑1900幢,占地40多万平方米,每年租金的收益就高达350万两。财大气粗的跛脚沙逊特别热衷于建造高楼。向空中借空间,当然为的是赚更多利润。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炫耀和象征——炫耀他的财富,以象征沙逊洋行永恒不倒。

  冒险家们就是这样改变了上海的天际线幢十层以上高楼大厦中有6幢属于他的沙逊洋行。

  于是鸦片攫取的黑色钱财,在地产中“洗白”了。当年的鸦片商人,已经变成“房地产大王”,这一代冒险家的面目更加复杂,难以评判。

  到1940年代,沙逊家族在中国的资产已经高达50亿法币,跛脚沙逊毫无争议地成为上海首富。资本游戏让沙逊家族如鱼得水,上海,同样在资本的游戏中偾张。

  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石库门是建于1860年代,当年公共租界的兴仁里,位于宁波路、河南路东北角。现在可以见到的比较早的石库门是西成里,建于1926年。当然挨着西成里的新天地更早。在这里的石库门里,1921年召开了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里的锅碗瓢盆、苦辣酸甜、精打细算、亲和实在……正如贺友直先生的画作,触动了上海人心里柔软、真切的记忆。

  然而,在这里拍照的游客们可能完全想不到,这最有上海风情的石库门,却是冒险家们精明计算的产物。

  因战乱大量难民不断涌入租界后,有限的土地内怎样容纳暴增的人口居住,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于是有了石库门,它的外形脱胎于江南传统民居,但内部采用欧洲联排式的格局,这样可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节省土地、提高房间的数量和密度。

  只要有利可图,自然少不了哈同、沙逊们的一份。在造高楼大厦的同时,那些“大亨”们在石库门里同样赚得钵满盆满。当然石库门是用来赚钱的,不是他们住的。沙逊住在西郊豪华的别墅里,哈同住在“哈同花园”里。

  哈同花园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不知为什么,信奉犹太教的哈同晚年在这里念经拜佛,并广做慈善,收养了20多个孤儿。哈同于1931年在这里去世。10年之后,他这座“盖世无双”的花园在一场大火中毁坏,园林也逐渐荒芜。

  沙逊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走了。1961年,他在美国去世。

  除了建筑,很少在上海能找到沙逊家族的痕迹了。只有和平饭店一角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饭店员工自己画的跛脚沙逊的素描肖像。好像有什么寓意似的,一个可以遮天蔽日的家族如今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就是这寥寥数笔。经过百年岁月冲刷剩下的就叫洗练。